中国教会史 || 第二十五讲 end清教徒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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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史》-林慈信-第25课

改革宗神学与华人教会历史素描第三讲。

我们上一讲已经讲到80年代福音派的转变，当时，有不同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毕业生，之后在不同的机构和神学院任教或服事，最后一位提到的是李定武牧师。他本身有PHD，他从美国长岛转到斯敏斯特，其实他读神学之前就已经开拓了更新传道会，当时不叫更新传道会，当时叫中华基督教翻译中心，他所翻译的书包括巴刻的，博爱思的，都是非常好用也是信仰非常扎实的，这个是很少有的信仰扎实的神学教育机构,因为他们现在跟美国南卡州哥伦比亚国际大学连线，所以他们的更新学院的科目，假如合乎那个学校的要求，是可以拿到文学硕士的。

宣道会，宣道会的创办人是宣信牧师，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包括《前所要是祝福，今要主自己》。他是加拿大长老会背景的牧师开拓了宣道会。在宣道会里的改革宗神学毕业生包括曾立华牧师，后来多年来在香港读经会，后来是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副院长多年，黄家麟刚才讲过了，他从宣道会的学院毕业后在圣约神学院，最后是在三藩市华人宣道会特会，孔德坚牧师在宣道会洛杉矶西郊的教会牧养多年，他是毕业于改革宗神学院，70年代末，当时是很少有的，宣道会里面自认改革宗的传道人包括梁家麟，今天是建道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写一本小说的时候，在序里面他就说：“我是改革宗的”。吓了我一跳，我也不敢在书里面说我自认改革宗，所以他的赤子之心真的是，讲话很率直，很坦诚的一位热爱中华民族的一位学者，在主个时代。

维真学院，在加拿大温哥华，他们影响力开始明显了，维真学院是很有趣的，是由温哥华一批弟兄会，弟兄会本来是时代论的、反智的，还有圣公会的大哥等等，一批这样子的长老会的领袖们开始超宗派，他们有一段时期称自己un－seminary——我们是一个非神学院的神学院，意思是说，他们不是以教会传统的，教会架构、教会神学为本的，是以平信徒在文化使命、职场上做见证，非常地有目标的，那里面的巴刻，一位改革宗信仰的英国人，圣公会的牧师在那里任教多年，到今天虽然已经退休，还是在写书，巴刻因为他在圣公会，与司托德一样，他们不听钟马田的劝告，钟马田劝他们离开圣公会，巴刻和司托德，他们留在圣公会，巴刻很明显的在圣公会里面斗争失败，就搬到加拿大，所以他搬到加拿大之后的二三十年，他就在一个超宗派的环境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处理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最后在2010时代周刊称他为基督教的神学交通警察，因为他写的书，一般都不是那种巨著，一般是处理不同的问题，目前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巨著。巴刻在那里教神学，James M. Houston是搞灵修学的，他不算是改革宗的。Bruce Waltke有好多年在那里教旧约，也是个传奇人物，他从达拉斯，他读了两个博士，一个是英国读的，一个是达拉斯读的，后来他发觉了圣约神学比较合乎圣经，所以威斯敏斯特请了他，所以他从达拉斯做教授转到威斯敏斯特做教授，这个是破天荒的事情，然后他到威斯敏斯特教第二年第一个学期的希伯来文叫做终极希伯来文，他说这个怎么算是终极希伯来文呢？他的教学的学术水准是超人的，最后他也在改革宗神学院，他的绰号是“旋风顽皮牧师”。他读书，我猜想他一拿起书，就是几十本的，因为他写书就要几百本上千本，要写注脚的。Bruce Waltke从威斯敏斯特后来转到维真学院。许志伟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也在维真学院教医学论理学，而且创始了这个中国研究部，维真学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些福音派的人士（超宗派的，从弟兄会到圣公会），他们是在当地的公立大学（就是省立大学，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大学）校园里面开一个神学院，是跟大学有间接关系的，就在校园的中间，在医学院的游泳池中间，这种福音派的学院位于公立大学，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英属的、英联邦的国家可以看得到。

除了维真学院有一些的改革宗的影响，另外就是很有趣的澳洲悉尼的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这是个圣公会的神学院，但是里面有两位，当时80年代有两位兄弟（Phillip Jensen & Peter Jensen），Jensen是非常福音派的。在圣公会里面，福音派的话，就等于改革宗了，他们两兄弟就发起了一个Matthias（马提亚）工作，其中一位在圣马提亚堂圣公会牧会，他们在整个大悉尼地区搞学生工作，特别是大学生毕业之后，有信的，跟他们受训一年，当然一年之后，有的进神学院，有的回去念研究院不等，Jensen其中的一位当了悉尼的主教。所以我常常说，年轻人，华人父母亲要送孩子去哪里读大学，悉尼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你可以听到很扎实的解经讲道，因为除了Jensen以外还有他所主训练出来的很多很多的牧师，澳洲华人牧师一半是Moore读书的，因为那是水准最高的学校，刚好是改革宗圣公会的神学院，公认的是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澳洲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至于堂会呢，我刚才讲过杨胜世牧师在三藩市30年来牧养金门基督教会，是一个福音派里面参加很多合作事工的一个教会，唐崇明牧师（唐崇荣牧师的哥哥），他几十年来在万隆（在爪哇，首都雅加达的东南，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科技方面），在那里他牧养的教会叫做福音堂，这个宗派也叫福音堂，不过是印尼文的，所以叫福音教会福音堂，当我去参加他们的教会80年周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上三十个聚会点，八千到一万会友，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牧养教会的牧师，所以有改革宗影响的牧师多在一些非改革宗的教会那里做敬虔的牧师。除了杨胜世牧师，他的教会是改革宗的。

1936年梅钦带领他的同工们离开长老会，创立了信正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威斯敏斯特是1929年创立的，这个信正长老会是1936年，同一年信正长老会分裂了，其中一派走出来的，是时代论的，是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文的名字翻成是笃信圣经长老会。这一派的长老会，他们坚持圣灵保存了圣经的文本，所以英文的英王钦定本1611年才是唯一可以用的圣经，别的翻译本全都可以扔的，他们有这样的PVP这种教义，在美国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是非常地反共的，也是很基要派的。不过在新马他们有很多的教会，很多他们是英语的，华语的也有，他们也是时代论的。所以改革宗长老制度跟时代论结合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因为1870年代，当时代论从爱尔兰传到美国的时候，首先影响最深的就是长老会，所以长老会本来就有一批的时代论的人士，所以到了梅钦因为自由派神学的缘故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时候，跟他走的就是有一批的时代论人士，所以我说时代论跟改革宗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来到90年代到21世纪了，1989年64事件之后，很多的机构纷纷地成立了，目前最大的就是海外校园杂志，我们小小的中华展望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还有华人yixian社，还有陈娣姐妹所开拓的差派英语老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去中国任教。当时我们在1989之后，曾经做过一些很低调的、闭门的、与高层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对话，有些是民运人士，有的就是文人，与这个有关的是美国白宫祷告早餐会，那个白宫，其实也不是所谓的白宫举办，是国会的一些人借国会的名义用私人的款项去办的，在1989之后，一位教授是多年来专门负责请中国客人的，因为这个祷告早餐会一共是三千人，好像开一个大会一样，三天，我有机会去陪客去看到他们怎么样邀请中国的政府高官、台湾的客人、民运人士，坐在三个不同的角落，整个这个大气候里面，一些高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民运的，有的不是的，都跟我们这些改革宗思想靠近的人士都有过一些的对话，比如我们专门把他们放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住宿，晚上可以对话，听听他们讲话，曾经有一对夫妇专门是讲，文革的时候，广西那一带的一些很恐怖的事件，我们都有机会见到他。刘小枫也是那段时间，被邀请来去State Department(国务院)演讲，我把他的英文翻成英文，因为他的英文太像德文了，我唯一一次去State Department就是刘小枫去演讲。

90年代，中国神学研究院在香港换班了，腾近辉牧师退休，第二任是周永健牧师，第三个是余达兴牧师，另外有李思敬，他是我的——不能说学弟，他的爸爸是我爸爸妈妈的学生跟同事，跟黎彼得牧师一样，他们住在楼下，当我们家（三楼）的水泛滥的时候，水就流到他家里了，李思敬一直叫我Samuel 哥哥，他是念爱丁堡大学的博士，他的《恩怨情仇论旧约》是一个代表着最新的主流的理论引进中国教会旧约研究的范例，他就不提，究竟创世纪的那个创是不是谬填的，他说创世纪不是讲创世的，是讲先祖历史的，他就继承了唐佑之牧师这种的很美的文笔避开传统和基要的教义，很美很受欢迎很有影响的当代的圣经学者和讲员。唐崇荣牧师在90年代跟21世纪开拓了归正学院在美国办了十年，在华盛顿纽约那个地方开课，然后他也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开了国际归正福音解经聚会，所以到了最近，今年是2012年，但是过去的十年八年唐牧师每一周的事工是在印尼他的归正福音教会，早上七点钟是印尼文，十点钟是中文，坐下午的飞机，傍晚是印尼人的教会新加坡分堂，晚上是华人普通话的聚会，星期一晚上吉隆坡的解经聚会，星期二香港尖沙咀浸信会的解经聚会，星期三是台北，星期四回去治理他的教会和神学院以及其他的事工，也就是说唐牧师在2000年，在美洲大概是向7000人计道，在网上的不算，在他的事工的圈子里面，有陈佐人博士，陈佐人博士在播道神学院读过，华福中心做过助理编辑，后来是在香港大学崇基神学院毕业，是路得宗的信义会的牧师，在芝加哥大学读他的博士，他的导师是David，后现代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其后在西雅图的大学，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在这些宗教系教书，他是归正学院这么多年来的教务主任。李健安，马来西亚人，在威斯敏斯特读的MA 和 PHD，之后在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教了很多年，最后他出来自己办了这个文化福音中心，专门写作、开讲座、开课程。他目前应该是写完了唐崇荣牧师传记的，他每一个星期一晚上在吉隆坡做唐牧师的翻译员多年，我是在唐牧师的归正学院里面的客座讲员多年，另外还有他请的其他的讲员，分别在美国的归正学院教过书。

吕沛渊，1980年代初，辞了他在台湾的牙医的事业来到威斯敏斯特读书，之后他在台福神学院教了三年，到了98年离开到北加州，我那时98-99到台福神学院（今天叫正道神学院）教书，我们（吕沛渊、林慈信、李健安）三个是全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放在翻译讲解改革宗神学的华人的牧师。李健安牧师2004年开拓了自己的文化福音中心，离开了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陈惹愚2005年11月离开了基督工人神学院，开拓了美华福音神学院，李思敬1992年离开了中神做他在加拿大的各方面的事工。周功和2005年回到费城当牧师，到2011年又回到华神。至于我所属的宗派PCA是美南长老会分出来的福音派的宗派，我是1980年正式在纽约开拓第一间华人宗派里面的华人教会，是以广东话英文为主的。

邱东阳牧师是台湾长老会的背景，他70年代在华盛顿开拓教会，不过他当时属的改革宗长老会是到1983年才跟我们，所以我们合并之后，他的资格就比我老得多了，因为他早进那个宗派，他退休离开之后，崔谊厚牧师，他是丹佛保守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他在那里当牧师，他邀请我每年两次20个小时（一个周末）的神学课程。搞了六次八次之后，他就举家搬到圣经神学院从头读过他的神学，从头读神学硕士，但神学硕士就要求他把道学硕士的必修课的一部分要重读。他也读过他的教牧学博士，今天他在麦迪逊华人教会在威斯康星。还有一些其他的年轻的也加入了PCA。在台北的改革宗神学院，有一段时期，是唐崇明牧师办理的，后来就交给几们外国人——PCA的宣教士，其中一位是麦安迪牧师，今天他已经不是教务主任，他是旁边宏恩堂牧师，教务主任是叶提多牧师，专门教圣经辅导的。还有第三位外国人Rev. Dean Ulrich是威斯敏斯特新的一代的旧约学者之一。

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牧师在那边全时间任教，所以改革宗神学院目前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中文的改革宗神学院，当然唐崇荣牧师今年（2012年）要开的华人的神学院在雅加达就算是第二间了，除了我们这些改革宗长老会宗派里面的人士以外，我们也要知道改革宗信仰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在90年代到2000年代我深深感觉到，不论我跑到什么地方去讲道开课都感觉到，特别是有些弟兄们他们会读过R.C. Sproul史鲍尔的书，或者John MacArthur的广播，或者听一些改革宗浸信会的清教徒传统的接受了改革宗神学。他们就说，本来就应该如此嘛，神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正如我们前面讲过1950年代艾得理，1960年代陈喜谦把英国的司托德这类的书引进香港，同样的在美国R.C. Sproul、 MacArthur这类的书籍跟广播就引进了散布在美国不同角落的大大小小城市的华人，所以很多都不是改革宗教会刻意的去征募的改革宗大师。就是通过看书看回来的。

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里面有陈彪牧师，他在2000年，我在电话上教了两年系统神学，10位中国大陆学者，8位在美加，2位在中国大陆，用电话给他们上，他之后就报考了改革宗神学院，今天是第三千禧年神学资源中心中文事工部主任，改革宗的神学讲员的课程，用25分钟一堂录好，然后翻成中文。赵刚博士，在威斯敏斯特，他差不多读完他的护教学博士，曾经在东亚任神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位护教学的年轻学者。王一乐是搞电脑的，也在威斯敏斯特读完了他两年的MA，他在海外校园跟中国基督徒网络使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的，王兆丰、王志勇等等。都是当代的21世纪在美国的中国比较倾向改革宗，甚至王志勇是推动改革宗的领袖们。

王志勇目前是在华盛顿邱东阳跟崔谊厚牧师那个教会的分堂——主恩堂，靠近飞机场，在那里做牧师。至于威斯敏斯特，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很多华人学生，因为赵天恩牧师生前联络了一个家庭给他们提供奖学金给华人的，当年是来了很多中国大陆的学生的。唐崇怀牧师2000年代邀请我加入国际神学研究院，当时由加尔文神学院每年派一位教授来任教，所以90年代跟2000年初ITS国际神学研究院跟加尔文神学院有正式的合作关系。

下一代有正在写博士论文威斯敏斯特张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写的是《从庄子看范泰尔的堕落对罪的影响》。David Chen 毕业之后，在东亚从事神学教育。在圣经辅导方面，李台莺、林慈信还有其他做一些推动圣经辅导的工作，李台莺是有她自己的机构叫真生命。蔡培女士，是搞环保方面的博士，她是做唐崇荣的《动力杂志》的主编，住在华盛顿。崔谊厚现在是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州牧会。

马来西亚有林yueshi牧师，在槟城以平信徒身份开始一个小小的布道与护教训练的一个机构，我去了他们中间槟城已经九次了，他们联络不同的教会的平信徒、传道人、长执在那边扎根，那边已经差派好几位学生去了台北改革宗神学院，今年2012有三位（一对夫妇、一位单身的姐妹）要回来槟城，其他的陆续地要回到马来西亚，所以台北的改革宗神学院过去这几年有很多的马来西亚华人在那里读书。叶从容是帮我翻译《磐石之上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之后，她再念政教观的PHD，多年来美南浸信会最开放的一所大学，她目前在帮我翻译《范泰尔的护教学》阅读与分析。

2005年赵天恩牧师去世，2005年张子华牧师去世，2005年唐崇荣牧师心脏开刀，2004年唐崇怀牧师车祸，2005年王永信牧师80大寿，象征着我们下一代究竟要怎么样活下去呢，中国大陆的改革宗神学，有河南的，就是标榜跟赵天恩当时在一起的。有温州的各派，有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可能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宗知识分子是多过在国外也不一定。我们怎么展望未来呢？是否要植堂呢？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想，问题是人才怎么样储备，神学教育、牧会等等。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宗的人士，甚至毕业之后多在非改革宗的机构里面服事，或者说非改革宗的教会牧会，或者在超宗派的神学院任教。怎么样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合作，彼此的尊重，而朝着有一天有更多的合乎长老制度——圣经的教会观的教会能够开拓起来，我是属于改革宗宗派的牧师，但是我也是读宣教学和历史的，所以我可以等，等多久？十年？二十年？七十五年。为什么要七十五年呢？可能第一代开拓的教会，第二代推翻了、搞乱了，第三代再回来，所以要等七十五年，读历史的我可以等，很多人等不及，但是直到那日，我们把好的宝藏分享给陆续在出生的下一代的基督徒。

附录：

改革宗神学与华人教会历史素描1中国教会史

第一讲

为什么我们华人基督徒对改革宗神学、改革宗信仰好像很陌生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历史的背景。

第一段，是早期宣教士的努力，自由主义的就是自由神学的理想和复兴主义的现实。

事实上从19世纪，美国差派出不少的长老会的宣教士的。有自由派的有保守派的。我以前的老师在PCA，我在纽约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上司，他是第二代的美国去南韩的宣教士，他讲了一个没有数据的话，我觉得可以令我们好好去思考，他说，美国的长老会，把自由派的宣教士往日本送，保守派的，往朝鲜送。中国的，自由、保守两派都有。结果，日本的教会，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影响力，用人头来算是满大的，但是人数是很少的。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长老会，就是所谓的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有自由派的，好像司徒雷登，赛珍珠等等，还有1932年的平信徒宣教研究报告书的那批人，在1877年，第一次在中国全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开了大会，在那次，在厦门的美国荷兰改革宗的宣教士John Van Nest Talmage，他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他怎么样在厦门把公理宗、长老会和改革宗的宣教士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聚会，不是改革宗的，不是长老会的，不是公理宗的，是共同的中华基督教会，这里给我们看到，早期的长老会，改革宗的宣教士，神学有两派，但是，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诞生是有过一番努力的。到了20年代初，长老宗、公理宗、改革宗这些宣教士或者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中国人领袖有很多很出名的，很有才干的自由派的领袖，比方说诚静怡（百度百科），他是北京的米市街公理宗的牧师，他曾经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要爬到橄榄山顶看一看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异象，我们中国不是叫宗派基督教会，是叫中华基督教会，7分钟的演讲，让很多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改革宗，长老宗，那些自由派的领袖们，包括诚静怡，包括燕京大学教授，所以在很多不同的超教会超宗派的事工上是有份的，但是他们是自由派的，保守派的，比方说中国内地会，是不分宗派的，还有宣道会也是不分宗派的，这两个差会，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宣道会是加拿大美国的，内地会有英国有美国。他们都会差派一些改革宗或者长老会的宣教士在他们的行列中进行宣教，但是他们很明显加入内地会或者宣道会的行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强调长老会这事了。1940年代信正长老会，就是梅钦离开了长老会，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差不多同时代开始的信正长者会有宣教士Samuel E. Boyle 包义森在东北，他的助手就是赵中辉——改革宗翻译社的创办人，后来1950年代，赵中辉住在日本的神户，另外就是华北神学院，曾经有一度有一位老师，他曾经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过旧约，他也在华北教过书，所以，不是没有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为数不多,这些是海外的，就是由美国到中国，有自由派的，有少量的保守派的，就在美国国内的宣教工作，与中国国内一样，长老会与公理会有他们的君子协定，另外又与浸信会与卫理公会合作，我想，我们假若在美国稍微留意一下美国的大城市，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费城、华盛顿、再加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等等，你就会发现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教会，温哥华有一个叫做自立中华基督教会，费城中华基督教会，三藩市的长老会，洛杉矶的华人公理宗长老会，还有真光长老，三藩市有第一华人浸信会，但是那是浸信会的，这些长老会跟公理宗跟中华基督教会都有他们的背景，简单的说，有一段时期，公理宗专门办主日学，长老会专门开华人的教会，无论是长老宗还是公理宗，无论他们是开教会或是开主日学。在1943年之前中国跟美国有不平等条约，美国在1882年国会有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废除。那时期，长老会、公理宗、浸信会有一些小女孩或是老太太，他们跑去唐人街，当时都是男人的世界，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女人不能来的，所以唐人街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他们需要写信翻译信件等等，或者学英文，当然有少数的女性在，所以帮助华人写信等等或是学英文，除了一些的家族性的协会，就是那些家族的会以外，就是这些宣教士，这些英文班主日学给妇女们孩子们搞的主日学，后来就演变成为第一长老会，公理宗等等。这个是1960年代台湾香港学生留学潮发起中国学生查经班之前的情况。1955年的全美国基督教教协会做了一个调查，整个美国有华人教会不超过100间，几十间而已，大概五六十间，现在是一千多，所以都是1970年代开始的，大部分都是1970年代后创始的，另外荷兰的改革宗在印尼有宣教士，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当然有华人，顺便一提，卫理公会在印尼20世纪也有开拓教会，但是从中国1930年代发起的复兴运动宋尚节、计志文他们，都会跑东南亚布道，所以华人华侨的可能在改革宗教会聚会，或者因为方言的缘故，比如说福州兴化厦门等等，语言的缘故，或者又受到华人从中国来的复兴讲员的影响，所以早晚都会出现一种有改革宗背景，由华人自己管理，受到华人复兴传统影响的华人教会，这个是印尼的情况。马来西亚有长老会，他们又跟中国的中华基督教会，但是从来没有采纳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一直到21世纪，就是过了一百年之后，他们才发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前只有使徒信经。因为他们跟的是英国的公理宗和长老会，神学意识是很淡很淡的，所以在1949年之前，有这些零散的历史，有自由派的保守的宣教士，有些是容纳在内地会里面，有几位是改革宗的，海外有美国的，加拿大的，在东南亚有不同的宗派在那里宣教，

第二段，1945或者1949之后。

台湾到了1960年代可以很肯定的说基督新教教徒大半是长老会的。这大半里面，有很多是山地教会，其他是台语教会，国语和普通话的教会是少数，这个是1960到1970之后的情况，包义森和赵中辉继续翻译很多改革宗的书籍，名字是改革宗翻译社，后来把办公室搬到台北，在台湾长老会占了基督教人数一半以上，台湾包义森这一类的或者CRC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他们的宣教士就属于改革宗长老会，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可能也有些韩国的宣教士在里头。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在大陆是1927年成立的，但主要是自由派的，偶尔有几间堂会是福音派的，比方说香港的弯仔中华基督教会一直是福音派的，但至于说，改革宗的思想是怎么进到香港，1949之后，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艾得理先生（百度百科）和陈喜谦先生，艾得理先生1930年代剑桥大学毕业，由内地会送到中国，后来在香港做学生工作。

陈喜谦在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在香港大概1960左右，他是九龙城浸信会的会友，就开始在香港大学向大学生传福音，有一段时间睡在学生宿舍的地板上，他就开始介绍归纳式查经法和一些司托德等等这些英国校园的书给香港的学生，所以不是借着改革宗的名义，但是把司托德这些材料就慢慢给香港的一批大学生认识了，同时司布真、钟马田这些书也会在灵光教会所办的书室那里出现，他们可能是弟兄会背景的基督徒，但是也会接触到一些改革宗的文字或者书籍，1950年代，在美国东岸西岸都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比方说远配得、黄赐予、黄光荣、杨立春等等，他们都献身做传道人，其中远配得曾经在香港教过神学，算是美籍华人，他不懂华语，到了香港可能学了，黄赐予也是，杨立春也是教神学的。所以在长老宗华人教会里也出现过一批献身青年，不过他们自认为福音派，有的是读的富勒神学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改革宗色彩的，但是你要说长老宗有没有华人的传道人出现过，是有的，只是福音派，但是他们不会自认是改革宗的。至于在美国，基督教改革宗宗派Queen Christ Reformed Church 的牧师，历史比较早的是司徒钜勋牧师，他在1947年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1950年之后，同时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协和神学院两间神学院读他的神学硕士，就开始在纽约做他的学生工作，1950年代末就开始了他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基督教会 Queen Christ Reformed Church。杨胜世牧师，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香港港九培灵会的培灵解经主席多年，他也开拓了三藩市金门基督教会 Golden Gate Christian Church 。张培谦在洛杉矶开拓了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在黑人区，所以是多种民族的一间教会，他是华人，后来他是灵恩派在温哥华的传道人，韩牧师在芝加哥大学附近也多年来牧养一间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唐约翰后来在洛杉矶开拓了洛杉矶华人基督教改革宗的教会蒙恩堂。这些是基督教改革宗宗派的华人教会。印尼，刚才说过，印尼有荷兰人开拓的改革宗教会，但是华人多受复兴传统影响，计志文牧师在爪哇岛的东边玛琅开拓了东南亚玛琅圣道神学院，这个不算是改革宗的神学院，但之后有一位院长黄彼得牧师，他自学改革宗神学，他的学生们，包括唐崇明、唐崇荣、唐崇平等等，应该不包括唐崇怀，因为唐崇怀是直接来美国读神学。唐崇荣毕业之后留校多年，一直到1989才移到雅加达开了他的归正福音教会，所以在玛琅圣道神学院有一些改革宗牧师或者教师。这是1949-1965这段时期，开始有一些新的开始，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马坡继续有华人的跟英文长老会的教会。

第三段，1965-1980，华人教会工业化，福音派抬头。我知道工业化这三个字是很刺耳的，我是故意用的。1965年，基督教入台湾100周年纪念，当时赵天恩已经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了两年神学，1964-1965他在台湾基督书院教英文，学生中他选了他的妻子郑简卿姐妹，他在台湾年一年，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看到基督教在台湾讲台跟神学信仰是那么的薄弱都是因为神学教育的危机，回到威斯敏斯特完成了他的道学学士，当时还不叫道学硕士叫道学学士，之后他继续念他的神学硕士，第六年，他开发一个叫做 Chines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tudies 华人基督徒研究团契。这个团契后来又分两组，神学组和科学组，神学组后来演变或者改组成为神学院筹备委员会。1971年1月份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图书馆外面的树下祷告，就开始了神学院筹备委员会。他们愿意（当时还没有说1975年）在香港开拓一所为中国的本色化的神学院，头四个委身的是赵天恩、周永健、陈济民、高集乐。赵天恩是在东北日本长大，在美国滨州日内瓦大学毕业，他学士主修的是希腊文，后来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修。周永健香港大学，威斯敏斯特神学院1969年毕业，然后去犹太人办的在波士顿的大学读他的地中海研究哲学博士。地中海研究是特别为一个学者开拓的一个部门是研究旧约的。陈济民，厦门人，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后来在香港大学崇基学院读完后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他的道学学士神学硕士，主修新约。高集乐，台湾人，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完他的道学学士之后，他的兴趣是教牧信谈。头四个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1970年委身香港办神学院。四个都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原则上是改革宗，不过有一些对本色化神学味道比较重，特别是赵天恩跟陈济民。第五个是马鸿昌，他是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拿了他的传播学博士，他在整个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筹备过程中待的时候不太久，后来他就去做他的传播咨询工作了。冯运昆，富勒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英国曼彻斯特跟F.M. Bruce 读了他的新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讲加拉太书，文本是600页，注脚第二卷600页。他写论文在英国的时候，儿子不能进客厅的，他的东西多的是，我们开玩笑说，凡是冯运昆处理的圣经经文，原文希腊文，一片都要写注释，所以新的学术论文一定是处理过，是很严谨的学者。他写的加拉太书英文注释，他的老师都说，是第一名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注释。陈喜谦，前面讲过了，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第一任干事，后来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多年来是学生干事，之后在富勒读了一个宣教学的硕士。张修齐，香港人，他在美国康州读大学，后来在芝加哥读完道学硕士之后，他到法国读了他新约的哲学博士，主修约翰福音，后来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大概3-6个月，特别研究非正式的教育，好叫能够有一点创新的神学教育的模式可以学到。邝炳超，香港建道神学院毕业，然后在美国戈登神学院毕业，他后来跟周永健一样，在 Brandeis University 拿他的旧约博士。这是头九名的委身的教授。这是赵天恩的构想，就是终身委身的教授。当然，后来从一个委身的运动慢慢变成一个一般传统的高等学府了。这个委身运动这个镜子后来就破灭了。从1967-1976年，先后有这些顾问咨询过他们：O.T. Alace ?，就是曾经在华北神学院教过旧约，也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过的改革宗宣教士，他把当时华北神学院剩下的2-3千美金都捐给中国神学研究院，而且把中国神学研究院头一版本的信仰宣言两页纸的每一个字都挑过。阿瑟.格拉斯，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是资深的宣教领袖。王永信，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创办人（1961年），华福大会的第一任干事（1976年）。Ralph Winter，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他有很多创新的概念，在当时1975-76年是非常前卫的。turn word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非正式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专家，就是张修齐的老师，他对全世界的非正式的或者是前卫性的成人神学教育有很大的负担，后来他转到三一神学院去教书了。然后还有一些从旁观察的朋友，我呢，算是在旁边端咖啡的小子。所以，当时中神诞生的异象在整个改革宗华人中间的影响，无论他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可以这样说，你理解几个人的生平，你大概可以掌握到海外华人教会的历史。腾近逃、王永信、赵天恩、唐崇荣。1970年，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和吴勇长老在台北发起，要开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捷足先登，5月份就宣布9月份要开学。当时中神赵天恩这个团队是要慢慢的计划到1975年才开校的，队员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学他们的博士，然后1975年登录香港。但是台北的这两位，一位资深的西教士，一位资深的领袖吴勇长老，他们说，今年就开，所以他们就来中神来借教授，一借就借了两个大将，赵天恩跟陈济民，1970-1972，所以华神第一批的教授，最重要的，除了院长戴绍曾以外，就是赵天恩和陈济民，1970年6月我拜访过赵天恩跟陈济民，在台湾仁林宪兵站旁边的校园，当然后来华神的发展就完全另一条路线了，1972年12月第一次北美华人福音会议在加州举办，当时很多的牧师云集，有人就提出，不如你们中神跟华神合并吧，当时，我做他们会议的秘书，结果是失败的。但是那次是华神和中神的合并洽谈的很重要的一次里程碑，最后就分道扬镳了。所以中神的创立，是改革宗的很重要一条线，因为他代表了四个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华人神学生的异象。回到美国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刚才说过司徒钜勋在纽约，杨胜世在三藩市，韩牧师在芝加哥等等。但是他们总部设在密歇根州，但他们的电台在芝加哥的南郊。由任以撒牧师做广播主任，就是华语的广播主任。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林体安接了这个事工，他所出版的《当日箴言》这个灵修小品就是他们出版的，当时任以撒请了杨胜世、唐崇平牧师，唐崇平牧师是在台湾做改革宗的宣教士的，跟我在1980年代曾经做过好几年的出版改革宗书籍，中文翻译的计划。说到书籍，其实福音派的出版社有出版一些改革宗的书籍的，比如说证道出版社就是今天的证主协会，宣道出版社，天道书楼，种子出版社等等。比方说，我们要看巴刻的《认识神》，那本书不是改革宗出版社出版的，巴刻的书，司托德的书，钟马田的书等等，大部分的都不是台湾改革宗出版社出版的，伯克富的《基督教教义概要》是天道出版的。他们认为这是本好书，就出版喽。改革宗的书是列在好书里面，所以很多改革宗的书籍，都由非改革宗的出版社或者书室在流传。刚才讲到中神的那几位赵天恩、周永健、陈济民、高集乐是1970年就献身要开拓中神的，现在我们讲1970年代之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华人学生，包括我在内。

改革宗神学与华人教会历史素描第二讲。

上一讲，我们讲过在1960年代或者1970（年）与之后，赵天恩、陈济民、周永健等等怎么样在如何筹划中国神学研究院，终于在1975年的香港就创校了。然后华神也在台北1970年就开校了。

现在看1970年代，我个人是1971年大学毕业进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那年有陈若愚，当时他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也在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当过干事，据说他来Westminster之前已经读过一些范泰尔的书，还有一些巴刻的书等等，所以他也是同一年来威斯敏斯特的。毕业了之后，他在香港中华基督教湾仔堂（，湾仔堂是这个中华基督教会里面，这个是1927年在中国大陆成立的宗派，始于夏门1870年代，记得吗？），他在那里牧会，后来也进中国神学研究院任教。后来大概是九十年代他到美国三藩市附近伯克莱，也是伯克莱附近的基督工人神学院任教也当院长，后来他出来开了美华福音神学院。陈若愚，他是一个主修新约，神学硕士，有牧会、有教神学，最近这几年有对艺术与神学有兴趣的一位香港的神学工作者。

周功和，周功和的祖父是一个有名上海的牧师，他和我在香港住在同一条街。他在香港拔萃男校没有读完就来到美国Mount Hermon school读中学。这个私立中学的历史背景，就是慕迪先生当时在那里开夏令会跟圣经营，就是培灵会的地方。之后我们两位在滨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同学，他读工程，我读历史，之后他进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我们多年来同学，常常坐着他的Volkswagen，小车子，有他、有我、有陈若愚、有赵天恩的弟弟赵享恩，就常常从一部车大听周功和大讲我们要美国要花多少全世界的沙糖、电油都是美国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恰当的科技来帮助、装备第三世界，就是宣教的策略呢，要考虑到当地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和社会公平等等。他大讲这些，所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来回在他的车上，上了好几课的社会公益，非常重要！周功和博士也是当时进威敏斯特的。陈若愚、周功和。后来周功和读完威斯敏斯特，就在台湾华神任教，之后1980年代在费城中华基督教会做主任牧师，继承了我的父亲。之后又回到华神，后来又回到费城任三一基督教会的牧师，最近2010年代又回到华神任院长。

另外一位跟我们同时代的是黄颖航，（聪明的“颖”、航海的“航”，）他是香港大学、应该是物理学的博士，才来威斯敏斯特读的。读完之后，他在华神任教多年系统神学，也拿了第二个博士。另外有赵享恩，是赵天恩的弟弟，后来在富勒也读了一些的宣教，他目前是在中国福音会主持事工的。当时还有香港的苏颖睿和他的太太Doris，他们都是做过学生工作的，特别教过香港的夜校中学，所以对传扬福音和带领青年人信主之后好好地查圣经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写了两本书《委身》上、下两册。一本是黄色的，一本是青色的。《委身》那两本查经材料是扎扎实实地以圣经的“约”跟“天国”为本，挑战香港的青年人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好好地委身自己给主耶稣。所以他们对查经是非常有负担的。

所以这几位（，除了赵享恩以外，）都是香港人，陈若愚、林慈信、周功和、黄颖航跟苏颖睿和他的太太刘君玉。

下面我们会继续讲我们这批70年代初的、后来跑到哪里去。除了我们这些乖乖地跑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上神学以外，当时已经有几位很独特的，比较像个人性的事工：

一位是章力生，章力生1902年出生，一生致力传播儒家思想，也做过蒋介石的参谋。最后在战后1946之后创办了江南大学，要复兴中国儒家的儒释道文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和跟他有关的大学在印度，请他去讲佛学。印度人请他去讲佛学，途中去不了，隔了在印尼，在印尼1950年代初信了主。后来宣教士介绍他到美国波士顿戈登神学院读书，1950年代末毕业之后，留校教东方宗教跟宣教学多年。他信主是五十岁之后的，所以他五十岁之后呢，他每天都说他的晚餐就是第二个早餐，吃完之后再工作差不多通宵，每天睡很少，写了80本小书跟大书，这是信主之后的。

章力生看到他一个从儒家皈依基督的热心的基督徒的护教的精神，跟今天很多儒家思想皈依基督写的东西根本完全不能比，因为他是真的笃信圣经、三一真神，而不会跟儒家跟道家来有什么比较的。他的中文书有《系统神学》8本，《总体辨道学》4本，《人文主义批判》，还有《本土神学批判》，还有其他的，他第一本书叫《原道》很难找得到了，《原道》和《人文主义批判》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

所以章力生是20世纪下半最多产之一的华人作家，他埋头苦干，就在他在波士顿的寓所里面，很少出来。

另外就是唐崇荣。唐崇荣1970年代初他已经从圣道神学院毕业，在那里任教护教学、哲学等等，他开始出来布道。我是在1973年，他来到费城、还有基督使者协会的夏令会就认识他，给他在台下即时翻译翻成英文。那所以他在1970年代开始在台湾、香港、北美、当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始巡游的讲道，一直到1989年他就移到雅加达首都，那里开始他的归正福音教会。

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在1970年代有章力生这样很传统的、唐崇荣这种的以前16-17岁曾经迷过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护教型的巡回的讲道，在传播改革宗信仰。

唐崇荣牧师的院长黄彼得也是有他独特的看见的一位，基本上改革宗的神学的一位老师。他的特别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东正教，东正教的历史。

其他地区有比方说在加拿大麦荣禧牧师，他是从香港到美国戈登神学院，读完之后，1970年代初他跑到加拿大联合教会，就是公理宗跟少数的长老会合并的一个主流宗派。他在那里埋头苦干，一间一间地教会牧养，重头教圣经、重头讲基本福音给会众听。所以他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师兄。

澳洲也有澳洲的华人长老会，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长老会。所以一些固有的，就是19世纪末留下来的长老宗宣教士的努力，到了20世纪末就是一些传统的长老会、公理宗、联合教会等等，但是也有一些新的力量，比如唐崇荣、章力生、赵天恩等等。

现在我们要来讲1980年代起，福音派的共识破裂和新福音派迈进。

我再说，福音派的共识，就是说以前1930-1940年代王明道、倪柝声，之后1950-1960年代腾近辉、鲍会园、王永信等等，当然包括赵天恩和唐崇荣。我们的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的福音派大家庭的共识破裂了，现在新福音派的神学就迈进，来垄断了福音派。

我们看这个时代的发展跟改革宗人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1970之后，福音派有不同的人士推动合一运动的精神。比方说赵天恩，他在1965年回到威斯敏斯特读完他的道学学士，读了神学硕士的修课阶段。之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总是跑亚洲，比方说1970-74这段时期，他开始了华人神学教育促进会，后来也没有继续办成功，今天有另外一些香港的神学院院级的合作性机构，但是这个有人说这个华人神学教育促进会，ABCDE，Association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是为中神铺路的，这个有点不太公平。不过至少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华人自己办的，对华人神学教育有一种批判性、分析性的一种讨论会议。会上发表了很多的文章，除了赵天恩以外，邱恩处等等，也有一些神学教育在华人的历史与分析的报告，是很难得的。第二次在菲律宾Bagio，碧瑶举行的。1975年中神开校了，那个中神也是由各宗派的、各机构的人士当董事、院长等等。第一任的院长是腾近辉牧师，除了华人神学教育促进会，还有中神的创校以外，很明显的教会合一运动，就是1976年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之前，第一次华福会在香港举行。

这个大会的背景是1974年王永信牧师在瑞士洛桑大会之后，他呼吁华人也要搞一种洛桑这一类的超宗派的教会合一的会议，所以他就在从74（年）到76（年）就筹备在香港1976年7月在九龙城浸信会办了华人的第一次福音会议，会后就设立了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这个是大背景，七十年代的合一运动。

现在我们讲一些神学上的转折点：

在1960-1970年代读书的都知道，福音派里面有一位名字叫兰姆， BernardRamm，他写的《基督教释经学》到今天还是流传的。他曾经任教于American Baptist Seminary of the West，北美浸信会的神学院。他在1980-1981年发表一本书，叫作BeyondFundamentalism，《超越基要派》。他在70年代写的书都会说巴特的神学是备受批判的，那这本书呢，他转变了，他说：我现在接纳新正统，这个巴特的神学。Beyond Fundamentalism，兰姆的一个转折点。

另外在1980前后，假如各位去翻一翻《今日华人教会》杂志，就是华福会出版的月刊，你会读到余达心博士，就是当今2010年代中神的院长，在《今日华人教会》他发表了差不多一年的、超过15篇的文章介绍当代的神学家都是非福音派的，都是新派的、都是礼赞、没有批判。这个杂志后面的封底或者夹页呢，来一个很漂亮的海报，有名人的名句，都是非福音派的。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西方美国的兰母，或者东方香港的余达心，都是在1980年代前后，这些很关键性的人物全盘地接纳了巴特的新正统神学。

1980年代，福音派的出版事业跟70年代就不一样了，当我年轻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我们在美国都知道，买书大概是买下列这几个出版社，William B. Eerdmans,  Zondervan，Baker,再加上inteVarsity Press，偶尔还有其他的，（？两个出版社），Nelson等等。但是1980年代在香港，你翻一翻在香港出版的书，有天道书楼，还有种子出版社，还是继续这个传统。但是1985年之后呢，越来越看到这些福音派的出版社出版的书都开始受新福音派的影响、当然也有例外的，证道（证主）、宣道还是比较保守，但是那些比较有市场学策略的，很多他们的主管都是以美工、美术设计起家的主管，都引进了很多很多新福音派的书。新福音派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圣经无误的，自称福音派的人士。

在那个时代，你说改革宗人士在做什么呢?大概是1985年，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任以撒牧师（，我们前面讲过任以撒牧师是基督教改革宗的牧师，他多年来在台湾做宣教士，后来回到芝加哥当back to God Hour,基督教改革宗的中文广播的主任），唐崇平牧师也是多年在台北当基督教改革宗的宗教士的，杨胜世牧师多年来在三藩市当基督教改革宗的金门基督教的牧师。任以撒、唐崇平、杨胜世牧师也邀请我还有其他的就一起组织了一个道光文字委员会，是隶属于基督教改革宗这个宗派的，我是PCA，我是长老会，我是被请进去的。我们当时就筹划翻译一些神学的一些书籍为中文，包括《宣教学概论》，巴文克的。《基督徒的默想》，（克艾蒙，Edmund Clowney)，我的老师的一套的查经的书。还有《圣灵的洗》（？15：43作者）讲灵恩现象的等等。所以，因为当时整个福音派的出版社都走这个大的路线，我们这个小小的委员会做了一点很小的事工。

那我们回来讲一讲，我们上一讲讲过的，从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长老会和公理宗在美国华人区唐人街就开拓一些教会。我说1950年代有一群青年人献身，就是Hu He Wong，Wei lon Wong, Peter Yun, （？） Young在费城，还有Ada Lam在Hawaii。

到了80-90年代，罗省的洛杉矶真光长老会，就开拓了好几间分堂。有一间是隶属真光长老会的，或者同宗的，其他的，还有橙县，Orange County，也有一些是同宗的，有一些是属了宣道会（在洛杉机的西边），所以你看到长老宗常常会开拓了一些教会，最后呢不是长老会的，是改革宗甚至乎长老会本身体制的影响慢慢地变得很间接、很淡化了。

前面我们讲过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生，我那一代，还有一两位戈登神学院的学生，章力生和麦荣禧。

现在我们讲一讲在圣路易市的圣约神学院的华人毕业生，首推张子华牧师，他是客家人，来自香港，他在圣约神学院先后念了他的道学硕士、神学硕士和教牧学博士，他也在华盛顿的华府中国基督教会， ChineseChristian Church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in SilverSpring, Maryland当牧师。他在圣路易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差不多是第一位在美国提倡宣教信心认信的，他有小小的一本的，应该是叫《教会的再思》，教会论写得非常好，很实用！不过这么实用的书因为是香港出版的，很快卖完了，就没有再版了。1978年他辞了华盛顿教会的牧职，去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当副院长，负责讲《讲道学》。

后来他又回来美国洛杉矶华人播道会当过主任牧师，同时回香港任教，也在Alhambra开拓了罗省华人圣经宣教教会。

张子华牧师是圣约神学院的毕业生，另外一位在圣约神学院CovenantSeminary读过的是黎彼得牧师，多年来是我父母亲的学生，后来是同事，我妈妈也介绍师母给他认识的。常常我去他家里看电视的。黎彼得牧师代表伯特利神学院从香港到美国继续读书的一代的传道人。很多的伯特利毕业生先第一步是SuSapacific University，当时不叫University，叫SuSapacific  College。之后黎彼得牧师最后是在圣光长老会，在洛杉矶附近的真光华人长老会做牧师一直到退休。

另外一位，在1970-1980年代，在圣约神学院的华人毕业生是薛孔伟牧师，他的哥哥薛孔奇就是证道出版社跟证主福音协会多年来的主持人。薛孔伟在St.Louis圣约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在那里的华人福音堂，Chinese Gospel Church做牧师，后来应该是1990年代就被休士顿华人教会请去了。休士顿华人教会是在1970年代美国的石油荒的时候，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建立的，当时华人教会座位最多的一个教堂。后来主任牧师也因事故退下来了，所以薛孔伟牧师今天就是休士顿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

这些是圣约神学院毕业的几位毕业生。后来还有黄家麟牧师，黄家麟牧师是越南出生的潮州人，他在加拿大的宣道会神学院读过书，之后在Covenant（圣约神学院）读完之后，他曾经在美国的Cleveland，克里夫兰市当过牧师，最后是三藩市华人宣道会牧师，也在富勒读过他的教牧学博士。

福音派的影响越来越广了，王永信牧师在1976-86年10年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总干事。86年他做了第二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的总干事(1986-91年)，之后他也开拓了大使命神学院，后来变成了大使命中心等等。他也是世界宣明会多年的董事，他每年会写一封信给美国总统、最高法院、国会议员等等的。所以王永信牧师一生代表着，他从一个非常基要派的背景，王敏道（？）牧师的教会，演变到1961年在底特律应该是他姐姐家里后面的车房，开拓了中国信徒布道会，1976年华福，1986年洛桑，90年代大使命，再兼世界宣明会的董事。所以代表着我们华人基要派开始参与世界福音派的联合事工。讲直一点，在世界性的舞台上呢，有了华人的代表人物了。

赵天恩牧师，他是威斯敏斯特毕业的，他的信仰是改革宗，不过他不相信重生是在信心之前，他相信信心在重生之前，所以他的神学硕士论文就跟威斯敏斯特他的导师不能得到协议，所以他就没有读完他的神学硕士，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东方研究系，Oriental StudiesPHD。他是从1968年读到1985年毕业的，他的论文题目是《诚静怡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他所开拓的中国福音会，特别是在1970年代末跟80年代，连《时代周刊》都会引用他们的言论。所以当时是做了我们的门徒训练老师，训练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当时怎么理解家庭教会，从这个支持家庭教会的角度，来在美国教会，特别是外国人的教会，包括欧洲教会，做整体（？）的领导性。他对中共的宗教政策的分析，当时是可以说是创新的。今天当然有很多不同人在研究，当时呢，我这样形容他，他的底子是改革宗，后来他按立的是被浸信会按立的，一个德国在美国后裔的浸信会，所以他不是改革宗长老的。他的心在家庭教会。

所以赵天恩跟我本人的分别是，他是改革宗，热心于中国事工。我是为中国努力，但是底牌是改革宗神学，我们两个都有很多的共同点。我在他家喝了不知道多少的桔子水，因为他的查经班的预查都在他家举行，他的太太Rebecca就一直地灌我和周功和桔子水的，所以他影响很大。

另外一位就是陈济民了，他也是在1970年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图书馆外面的树下委身要创办中神的。后来去了华神，他的博士论文搞了好久，因为帮助华神两年，之后还要写他的论文。中神又开校，他是老大哥，总是要去做一些帮助小弟弟的事情，在香港。所以他最后读完之后，在1980前后就被邀请到富勒神学院当富勒神学院宣教学院的华人事工研究部，Chinese Studies Program。曾经我在80年代帮他教书教了十年，因为我当时80年代在纽约开拓教会。他的负担是他身为新约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是在Manchester，England，F. F. Bruce他的老师，写的是保罗的受苦观。他是以新约的解经要去建立本色中国神学的。

除了富勒神学院办得比较有规模以外，我也在不同的（地方）教过书，这种北美的神学院，华人事工部，包括惠顿大学研究院，宣道会神学院，（就是滕近辉牧师的，）温哥华的维真学院，还有其他。所以当时这个华人研究部是一个风气，80年代，大概十多个部门，我可能去过一半以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经济原因，很多都停了。

好了，回到威斯敏斯特我那代的华人毕业生。周功和，说过了，在华神两次，自己是院长，应该是三次，算不清楚是几次。苏颖睿后来在香港播道会窝打老道山福音堂，后来在三藩市也当过牧师，后来最后又回到香港他的窝打老道山，简称窝福。他的弟弟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在恩福堂，是香港非灵恩派的最大的教会。超过一万人。

黄颖航在华神教书20多年，他也是台湾改革宗长老会的长老之一。

吴慧仪，（口天“吴”、智慧的“慧”、礼仪的“仪”，）是我中学在香港伊丽莎白中学的同学，多年来在远东广播电台与另外一位谢姐妹同是写稿子的。最后在威斯敏斯特读书，读过MA（硕士）,也读过博士。她最后在中神任教到今天。她是新约学者里面非常出色的一位女将。当中神大概是第21期院刊，第头一次专门讲后现代的时候，吴慧仪女士是唯一的学者，写文章可以提出一些反驳解构主义的文章。其他呢，都差不多都是投降的。就是说余达心所带领的团队在80年代、90年代写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他们的口气就是“哎呀，很惨呐！我们怎么办呢？”吴慧仪说，“哎，还有另外学者还有另外的看法的，你可以考虑作者的原意的，authorial intention”。

我一看，哎，很勇敢！怎么只有一个作者会这样提出呢？

Mary 谢，谢博士，她也是吴慧仪远东的同事，她们两位很要好，两个都是单身的，后来从中神去了新加坡神学院任教，教了很多年，今天是在建道神学院，应该是系主任。

刘少平，马来西亚人，我忘记是新加坡神学院还是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了他的旧约博士，写的是箴言26章，之后他曾经回过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任教。最近这十多年，是特别帮助中国一些神学院，而且写他的书,写申命记的注释，还写一些实用的查经材料。

李绍源（？）是1990年代进威斯敏斯特的，到了90年代，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有一个时代有30位华人学生，我当时已经没有跟他们接触了。在这个80、90年代很有趣的是，有三个华人博士论文，李振群、李健安、吕沛渊三位都是写华人教会历史的，写到后来那个教会历史的教授ClairDavis突然间说：你们不能再写倪柝声了，不能再写这些了，因为这三个人都写过。刚好三个我都有机会去批阅他们的论文和特别是纠正一些发音，翻译成英文的罗马字的那些专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