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美国餐馆 纽约房产 理财 移民 旅游 美食 法拉盛 布碌仑 纽约 新泽西 费城 洛杉矶 三藩市 芝加哥 波士顿 加拿大 温哥华 多伦多

西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暗杀、贩毒等罪恶行径

2018-02-14 杰弗里·克莱尔等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所发文章不代表本号的意见,仅作陈列,便于大家批判阅读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稿!

投稿邮箱 :dongbowhyjy@126.com

东博书院网站网址:www.dongboshuyuan.com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阅读原文”,访问东博书院网络书店,本店利润全部捐献本公益账号

免责声明:东博文化研究院所发部分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作者尽快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东博文化研究院——————



  1996年11月22日,美国司法部正式指控委内瑞拉的拉蒙·纪廉·达维拉将军将可卡因输入美国。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们引证说纪廉将军领导的委内瑞拉反毒机构为哥伦比亚卡利和波哥大贩毒集团将22吨多可卡因运到美国和欧洲。纪廉从他在加拉加斯的收容所回应美国的指控,委内瑞拉政府拒绝将纪廉引渡到迈阿密,同时原谅他在履行义务中可能犯下的罪行,这使他出了名。他认为将可卡因运到美国已被中央情报局证实,指出“损失了一些毒品,对此事不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禁毒局都不愿意接受任何责任”。


  美国中央情报局1988年曾聘用纪廉,让他帮助调查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事情。该机构和纪廉进行贩毒合作,靠纪廉在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的特工购买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的可卡因,运到委内瑞拉,储存在由加拉加斯毒品情报中心保留的仓库里,该中心由纪廉领导,它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全面资助。


  为了避免卡利集团对在委内瑞拉毒品情报中心的仓库日益增加的可卡因库存提出令人不适的问题,正如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说的,“为了保持我们与贩毒分子的可信度”,中央情报局决定允许可卡因进入贩毒集团在美国的销售网络是机敏的做法。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特工说,他们想“让毒品走起来”,也就是说允许在美国的迈阿密、纽约和洛杉矶的街头出售可卡因。


  在涉及所谓将毒品“有控制地运送”到美国的事情时,联邦的法律要求上述进口得到美国禁毒局的批准,由中央情报局“适当地”提出申请。但是,这遭到美国禁毒局在加拉加斯的负责人拒绝。于是,中央情报局向在华盛顿的禁毒局总部提出,可是遭到类似的拒绝,为此秘密情报机构继续推进以所有的方式运送毒品。中央情报局与纪廉一起工作的人员之一是马克·麦克法林,1989年他在迈阿密联邦法庭对此事作证。在那里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加拉加斯站的负责人说,纪廉的行动已经在进行之中,刚将3000磅可卡因运到美国。当时中情局情报站的负责人问麦克法林美国禁毒局是否知道此事,麦克法林回答说不知道。情报站的负责人对他说,“我们继续这样干吧”。


  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22吨多可卡因通过这种渠道打开通道运到了美国。这些毒品被装扮成抹铲或是牛仔裤的箱子运到迈阿密。1990年美国禁毒局在加拉加斯的特工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禁毒局在委内瑞拉的一名女特工在那里就与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混在一起。根据报告,另一名女特工与纪廉将军本人在一起。中央情报局和纪廉交换他们行动的方式,货物(可卡因)从加拉加斯运到迈阿密又持续了两年。最后美国海关服务机构新关闭了这个行动的大幕,1992年在迈阿密没收了800磅可卡因。


  纪廉的下属之一阿道夫·罗梅罗被逮捕,最后因毒品骗局罪被判刑。没有任何一个哥伦比亚贩毒分子因为这项计划遇到麻烦,尽管中央情报局确认它就在卡利贩毒集团的背后。纪廉受到指控,但是在加拉加斯他平安无事。麦克法林和他最后的负责人与中央情报局分享。在一次行动之后,在中央情报局的监督下,将22吨可卡因运到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头目受到惩处。中央情报局对这场灾难进行了内部检查,但是肯定没有“犯罪的证据”。


  美国禁毒局的一项调查得出一个相当不同的结论,证实间谍机构参与了“没有被授权将受控制的毒品”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保留着有关美国禁毒局和联邦检察官方面有关卡利贩毒集团的“重要信息”。


  在很长的时间里,虚伪的否认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点。1971年最有名的前辈之一约翰·多伊奇曾是中情局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加入美国报业出版社,当时中央情报局被指控渗入新的组织,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国内的间谍活动。《民族报》报道说,赫尔姆斯对参与聚会的出版商们说,“应当相信我们也是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的体面人物”。赫尔姆斯肯定不在敌视的领土上,约翰·多伊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肯定中央情报局是“无辜的”。与其他任何局长不同的是,赫尔姆斯是乔治城圈子的一部分,与记者约瑟夫·奥尔索普、詹姆斯·雷斯顿、约瑟夫·克拉夫特、查尔默斯·罗伯茨和苏兹贝格等保持密切的联系。赫尔姆斯经常吹嘘他作为美联社记者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他曾经对阿道夫·希特勒和滑冰运动员索尼亚·赫尼进行过专访。


  在向新闻出版者协会发表声明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赫尔姆斯出现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关于中央情报局参与水门事件的质询。在回答关于霍华德·亨特、戈尔顿·利迪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时,他无耻地撒谎。尽管该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有理由不轻信,赫尔姆斯没有被正式安排在他的岗位上。


  这并不是赫尔姆斯第一次撒谎。他从1966年到1972年领导中央情报局,这不是他最奸诈的声明。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赫尔姆斯向美国国会掩盖了关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军队的力量(NLF,即人们知道的“越共”)关键的信息,那是由中央情报局年轻的分析员萨姆·阿达姆斯整理的。阿达姆斯提供的数字表明在越南南方对“越共”的支持远远高于军人们估计的数字,事实上是非常有力的支持,(美国的)战争似乎是不可能取胜的。但是,赫尔姆斯站在军人们的一边,不留情面地力求将阿达姆斯调离中央情报局。


  后来在1973年这位打扮整洁间谍负责人关于中央情报局参与推翻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行动再次向国会做假证。当然,支持反对阿连德的政变是在美国的公司如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和亚纳康大铜业公司的坚持下实施的。根据有关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派一名毒品走私人员到圣地亚哥,向一个企图杀害阿连德的智利刺客交付现款。1977年美国司法部由卡特总统任命的格里芬·贝尔当部长,他以假誓指控赫尔姆斯“有坏意”。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埃德温·班尼特·威廉姆斯掌控华盛顿监督委员会,他宣布自己是无辜的。被罚款2000美元,接受停职处分。


  对多伊奇的声明还存在其他的历史对比。1976年是中央情报局与国会的关系从一开始最紧张的时期之一,局长威廉·科尔比(以前他曾揭露赫尔姆斯关于智利的谎言)出现在由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德爱达荷领导的受到限制的情报委员会。这一次国会的气氛更加尖刻,这是由西莫·赫希在《纽约时报》上关于国内间谍的文章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国外实施的一项暗杀计划引起的。


  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曾经考虑过利用暗杀的可能性,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成功实施的水平。关于国内间谍活动,曾经有过通过邮件和类似的手段进行监视的计划,但是远没有达到赫希所说的大规模行动,很久以前就中止了。


  科尔比是典型的谦虚的人。中央情报局通过“混乱行动”和类似的计划编辑整理了1万个美国人的档案,有一个3万多人的数据库。监听美国记者的电话,打入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曾试图中断反对战争的抗议活动。花费3.3万美元支持一个起草信件支持侵略柬埔寨的运动。


  与被指控在贩毒中合谋一样,中央情报局在暗杀中的作用是媒体或国会经常小心地谈论的问题之一,随后经常被快速确认中央情报局曾经梦想过这么干。曾经想过这个概念,也许甚至做过,但是在整个道路上从来没有成功过。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多次走过这条路,我们应当仔细地检查这段历史,因为否认这些事情的方式非常类似于中央情报局与毒品交易的关系。


  没有疑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在社会和政治等级的命令下利用暗杀作为一种武器,没有任何人比威廉·科尔比更清楚此事。他曾经承认在越南的“凤凰座计划”和其他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凤凰座计划”的目标是越南南方农村地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领导人和组织者。科尔比在他对国会的证词中曾经吹嘘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有20587名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被暗杀。南方的越南人公布的估计数字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有近4.1万人被暗杀。巴顿·奥斯本是“凤凰座计划”的情报官员,他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言描述许多特工人员对他们收到的暗杀配额的态度。


  在“凤凰座计划”的行动中直接被暗杀的人比被美军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的2.9万名成员更幸运一些,这些成员被采用可怕的技术进行审问,甚至用对付波尔布特和蒙博托的技术进行审问。1972年在美国国会前一次证人的游行证实了“凤凰座计划”审问者采用的技术:他们如何审问嫌疑分子,然后将他们带下飞机,如何截断他们的手指、耳朵和和睾丸,如何使用电击,在一些犯人的头上放木块,在其他犯人的直肠使用电子探测器。


  对于“凤凰座计划”的许多做法来说,中央情报局曾利用部落和犯罪分子的部族团伙的服务,比如三K党的服务,--由柬埔寨的反共分子和贩毒分子组成的—正如该计划的一名成员所说的,“他们会杀害任何人”。三K党提出为了美国人要拳打西哈努克亲王,将暗杀推给民族解放阵线。


  这些美国敢死队是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偏爱的团伙的一部分。在杀害梅莱之后(那是一次具有“凤凰座”风格灭绝的所有特点的一次行动),存在一个为了减少资助这些暗杀平民计划的运动。根据西莫·赫希的报道,尼克松对此坚决反对。尼克松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多这方面的计划,如暗杀,屠杀”。相关资金迅速恢复提供,死亡的人数继续增加。


  甚至在行政的高层,科尔比继续实现中央情报局的野心和取得成果。1955年中央情报局几乎做到暗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中央情报局在周恩来要乘坐的从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的飞机上安放了炸弹。在最后时刻周恩来换了飞机,避免飞机坠入中国南海,飞机爆炸了。后来,中央情报局的作用被一名逃到苏联的英国特工说出了细节,公布了潜水员找到的飞机残骸作为证据—包括两枚炸弹的计时器—这证实了他的讲话。香港的警察将那次事件确定为“故意有计划的大规模暗杀事件”。


  196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拉法埃尔·特鲁希略变成美国对外政策负责人的麻烦事。他明显的腐败似乎要引起一次类似于在古巴将菲德尔·卡斯特罗推上政权的起义的反叛。而避免这种偶然性最好的办法是确保特鲁希略的政治生涯立即结束,1961年初事情发生了。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城他自己的街区他的汽车里被子弹打死。原来是中央情报局向杀人犯们提供了武器并进行培训,尽管中情局急忙指出最后打死暴君(特鲁希略)的武器是不是他们提供的同样的武器没有完全的把握,而特鲁希略上台原来就是由中央情报局安排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定刚果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对于自由世界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威胁”,消灭他是“一个紧迫和首要的目标”。为了帮助结束这种威胁的任务,中央情报局求助于它由希德尼·戈特里布领导的技术服务部门(TID)。这个部门有一个恐怖实验室,它的研究包括洗脑、化学和生物战、使用毒品和电击作为审问的方式,此外还开发致命的毒素,与更加有效的方式一起运用到受害者身上,比如有名的有毒的手枪,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曾向议会展示过。


  在卢蒙巴的案件中,戈特里布开发了一种生物毒素,伪装成治疗在刚果的一种地方病的药。他亲自将致命的毒药和一个特殊的皮下组织注射器、毒气罩和胶皮手套交给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这些致命工具是用一个外交行李运到刚果的。戈特里布培训德夫林和他的特工如何将这种毒素放到卢蒙巴的牙膏里和食品中。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些生物杀手不可能足够近地接近卢蒙巴,于是通过一种更加传统的途径,采取“行政的行动”。卢蒙巴被逮捕和拷打,被中央情报局选择的士兵杀害,选择蒙博托·塞塞·塞科取代卢蒙巴。卢蒙巴的遗体结果放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的衣箱里,这名官员到卢本巴希市周围试图在那里决定如何抛弃遗体。


  谈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在25年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妄图暗杀他。科尔比在机构的委员会承认中央情报局曾经有几次机会企图暗杀卡斯特罗。科尔比认为,“这不是缺乏意图”。“1975年卡斯特罗给了麦戈文一份中央情报局想夺去他的生命的意图很长的单子--他说当时大约有30次--麦戈文把单子给了我,我做了检查。并与我们的记载比较,我们说我们可能发现大约有五六次。关于其他的意图,我可以理解卡斯特罗对它的感觉,因为他认为参与入侵古巴吉隆滩(猪湾)的前人员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你只要一旦杀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其余所有的人都会服从你。我们和其余的人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关于此事我们从来没有说服卡斯特罗”。


  五次或六次暗杀的阴谋是一个有教益的数字,特别是如果你是这种“行政行动”想要谋杀的目标的话。甚至科尔比也在掩盖事实。确实有机会磋商1967年一份关于中央情报局总视察员约翰·S.法曼针对卡斯特罗的阴谋的秘密报告,这得到理查德·赫尔姆斯的认可。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甚至在古巴革命之前就已经酝酿反对古巴领导人的意图。第一批意图之一发生在1958年,当时古巴游击队的一名成员埃乌蒂米奥·罗哈斯被雇佣暗杀卡斯特罗,那时卡斯特罗睡在在马埃斯特拉山的一个营地。


  1959年2月2日古巴安全机构的卫兵在总统府对面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逮捕了美国人阿兰·罗伯特·奈伊。奈伊手中有一支大口径装有电子瞄准仪的步枪,他被雇佣向卡斯特罗开枪,当目标到达总统府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古巴前独裁者巴蒂斯塔敢死队的前领导人罗兰多·马斯费雷尔出现在迈阿密的一次会议上,与美国黑社会的人员和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在一起。在那里这个致人死亡的团伙提供了另外一个在总统府之外杀害卡斯特罗的场所。


  中央情报局曾试图设想一种用麻醉药浸透转播卡斯特罗演说的电台演播室的办法,采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一种麻醉药)或其他的“精神药物”以喷雾的方式进行。其他的计划需要利用卡斯特罗偏爱的雪茄烟类型,加入影响心理状态的药物。这种加入兴奋剂的雪茄放在杰克·伊斯特林的保险柜里,在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猪湾前的日子里,杰克领导着一支反对古巴的任务小队,同时他试图找到将雪茄烟交给卡斯特罗的办法,中央情报局又不冒“严重后退”的风险。这两种配置的用材是在戈特里布的实验室开发的。1967年戈特里布对伊尔曼总巡视员说到另一个计划,伊尔曼要求他为卡斯特罗配制一些有致命毒素的雪茄烟。


  1960年在卡斯特罗到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企图实施人们知道的他们的“脱毛剂行动”。这项计划是将铊盐放到卡斯特罗的鞋子里和床头柜上,希望毒药让卡斯特罗的胡子掉下来。在大剂量的情况下,铊可能造成瘫痪或死亡。在最后一分钟这项计划停止实施。


  1960年8月消灭卡斯特罗变成中央情报局领导人一件优先的事情。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理查德·比塞尔向好莱坞黑社会的成员、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朋友约翰尼·罗塞利支付15万美元,让他安排杀害卡斯特罗。罗塞利迅速为这个阴谋找来黑社会的两名吸毒人员:芝加哥的强盗和在哈瓦那的兰斯基/卢西亚诺行动的检查员萨姆·詹卡纳。开始时中央情报局建议进行一次黑社会风格的打击,用机枪进行雨点般扫射打死卡斯特罗。但是,詹卡纳建议一个强调更有用的办法,将一颗有毒的药丸放到卡斯特罗的食品或饮料中。六个有毒致命的药片,“体积像糖精片一样大”,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实验室里炮制的,隐藏在一支空心铅笔里,交给了罗塞利。1961年2月13日,肯尼迪总统就职一个月之前,特拉菲坎特将有毒的药丸带到哈瓦那,交给他在古巴政府内部的人豪尔赫·奥尔塔,他在卡斯特罗的行政班子里工作,欠下黑社会成员一大笔赌债。


  与药丸一起,特拉菲坎特还交给他一盒装有剧毒的雪茄,在几小时内就会致人死亡。这些雪茄是由爱德华·古恩博士制作的,他是中央情报局医务部的负责人。古恩保存一支雪茄在他的保险箱里作为纪念。1967年他曾让总检查员试过,发现保留着94%原来的毒性。古恩说,雪茄非常致命,以至碰到它不抽也会杀死受害者。特拉菲坎特后来说,药片和雪茄都没有交给卡斯特罗,因为“奥尔塔害怕了”。


  4月份罗塞利用一份新的计划接近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要求提供5万美元和一批新的药丸。这次行动由特拉菲坎特的朋友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瓦罗纳实施,他是反对卡斯特罗“民主革命阵线”的领导人。维罗纳和特拉菲坎特是通过爱德华·莫斯相互认识的,罗斯负责筹集资金和推销华盛顿联邦区的政治影响。罗斯因在山上的古巴流亡者的事情而施加压力,与胡利亚·塞利尼睡在一起,她是有名的塞利尼·埃迪埃和迪诺兄弟的妹妹,这两兄弟是梅耶尔·兰斯克在加勒比赌博活动的执行人员。瓦罗纳以走私的方式将药片交给卡斯特罗经常去的一家餐馆的女服务员。但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舍菲尔德·爱德华兹的说法,这项计划失败了,当时古巴领导人突然决定“不再去这家餐馆”。


  这些黑社会的成员经常在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中被提及。但是黑社会的头目们也卷入一个更赚钱的行业:毒品。哈瓦那已经变成向美国转移大部分海洛因的主要地点,这些海洛因是由卢基·卢西亚诺和在马塞拉的科西嘉辛迪加生产的。兰斯基是美国卢西亚诺的有钱人,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他提出一份为卡斯特罗的人头付给100万美元的合同。


  在下一年,在入侵猪湾的灾难以后,中央情报局通过它名为ZR/RIFLE的执行能力的计划将矛头指向卡斯特罗。这次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的前特工威廉·哈维领导的,一些人怀疑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他是埃德加·胡佛的间谍。哈维是中央情报局组建年代实际的人物之一,人所共知他在办公室工作时携带手枪,在人们开会时睡觉,他特别谴责罗伯特·肯尼迪,称之为“小煤球”。


  1961年底,萨姆·詹卡纳得到与中央情报局的合同,华盛顿联邦区一名叫罗伯特·马休的私人侦探遇到了个人问题:他怀疑自己的未婚妻菲利斯·麦克圭尔(歌唱家麦克圭林的一个妹妹)在拉斯维加斯与喜剧演员丹·罗文有一个冒险。为了让他参加杀害卡斯特罗的阴谋,作为交换条件,詹卡纳想让中央情报局将麦克风隐藏在拉斯维加斯罗文的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罗文的电话被监听,但是这个录音装置被旅馆的一名女职员发现,她报告了警察。拉斯维加斯的警察将此事通报联调查局,想因为电话监听审判詹卡纳。到最后罗伯特·肯尼迪收到有关此事的通报,取消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活动。


  几年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猪湾灾难的设计师理查德·比塞尔说,他为古巴的一些企业感到惋惜。比塞尔对比尔·莫耶斯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让黑社会卷入。一个做此事的组织正在失去对情报的控制。对于打开对话的门我们应当感到恐惧。”莫耶斯问他所关注的事情是否只是与黑社会的合作,而不是中央情报局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能力。比塞尔回答说,“正是这样”。


  罗伯特·肯尼迪并不认同比塞尔的小心谨慎。肯尼迪对消灭卡斯特罗着了魔,他对艾伦·杜勒斯说,如果中央情报局利用黑社会进行打击,总是与他完全保持沟通,这无关紧要。为了维护中央情报局,罗伯特·肯尼迪走向了他的坟墓。在他被暗杀之前,约翰·菲茨杰拉德对《乡村之声》的杰克·纽菲尔德说,“您不知道的事情是中央情报局在政府中起什么作用”。“比如在1950年代期间,许多其他部被驱赶的自由派分子在中央情报局遇到了‘圣殿’和一块飞地。这样在华盛顿和全国某些最好的人物开始在那里渗透。其中一个结果是中央情报局发展了一种对共产主义很特别的视角,特别是与国务院和其他部比较的话。比如它们非常理解民族主义的政府和运动,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政府。我认为现在中央情报局正在对其他部包括白宫的人进行的战争变得更加现实,提出批评。因此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么白和那么黑”。


  1863年罗伯特·肯尼迪的朋友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负责哈维的古巴行动。菲茨杰拉德在追踪卡斯特罗时丧失的时间不多。他的头一项计划是让正在谈判释放猪湾的战俘的詹姆斯·多诺万不情愿地将一套昂贵的潜水装备作为礼物送给卡斯特罗。戈特里布企图用一种木头蘑菇覆盖潜水器的表面,塞进结核杆菌,还有一种致命的饮料。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正在关注深水蛤蜊,要求戈特里布的实验室装配一些特别有吸引力具有高爆炸性的样品。然后将这些蛤蜊倒在卡斯特罗经常潜水的地区,当古巴领导人再次回到水面时发生爆炸。


  1963年11月,中央情报局的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到巴黎会晤罗兰德·古贝拉,这是一个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中提到他时称为AM-LASH。菲茨杰拉德作为罗伯特·肯尼迪的使者出现,要求帮助古贝拉暗杀卡斯特罗。11月22日,古贝拉收到一支装好的圆珠笔,像是一个装有致命毒药的注射器,那是一种高性能含有40%尼古丁硫酸盐混合物。正如总检查员的报告指出的,“可能是在杀害肯尼迪总统的时刻,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会见一名在巴黎的古巴特工,将装置交给了他,以便用来杀害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是唯一的目标。中央情报局还多次图谋暗杀他的兄弟劳尔和切·格瓦拉。中央情报局的J.C.King请求杜勒斯实施一项同时暗杀菲德尔、劳尔和格瓦拉的计划的“一揽子计划”。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跟踪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原始林区将格瓦拉抓获。1967年将格瓦拉处死时中央情报局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场。此人原是古巴的一名杂工,之后变成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伊洛潘戈空军基地一个毒品和武器行动的中心人物。


  吉米·卡特政府时期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在中央情报局内部被很多人凌辱,因为他清除了原来的一些警卫。但是特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对于真相有自己的问题。1977年由于调查记者约翰·马克斯提出的新闻自由法律要求的结果,中央情报局被迫透露有七箱关于该局在20年里调查心理强制毒品以及有关计划的情报,该计划被称为MK/ULTRA计划。


  发现中央情报局档案管理员的记载对于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来说是一种惊奇,因为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他作为局长的最后日子里曾经命令销毁所有MK/ULTRA计划的文件。在特纳向国会的委员会和媒体通报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在1963年已被取消了,只有毒品的实验卷入其中。事实上,MK/ULTRA计划和一系列类似的计划至少坚持到1973年,包括寻求开发控制精神的技术,使用电击和心理外科手术。中央情报局想创造一种“满州的候选人”,一份暗杀的名单和实施化学和心理程序的间谍。


  特纳在中央情报局曾谈到新的开放,他很快表明不是言论自由的朋友,当时他企图取消出版中央情报局前特工弗兰克·斯奈普写的《不错的间隔》一书。中情局认为斯奈普违反工作合同,在出版之前没有把书寄给中情局批准。后来中情局的律师们赢得诉讼,让斯奈普将他所有的稿费交给政府。


  从纯粹的邪恶性和犯罪的程度来说,很难找到比里根年代大部分时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更好的样本。凯西从管理里根的竞选运动直接进入中央情报局在兰利的总部,他在那里聘用了国内一些主要的公共关系的公司,对如何向不可信任的美国公众推销他的两项计划(针对反政府武装和阿富汗圣战组织)提供咨询。凯西将这项工作称之为“知觉的管理”,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国内的宣传运动,一次对本地公众的心理行动。


  1981年12月4日,里根总统签署12333号行政命令:“任何雇佣的人员或以美国政府的名言行动的人员不得参加或策划阴谋进行暗杀”。这项法律的限制没有说服中央情报局新的领导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支持消灭苏里南的领导人德西·鲍特瑟,苏里南那时是一个已经进入“古巴范围”的南美洲国家。


  凯西和他的下属以同样的方式正在检查一份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人员进行暗杀的手册,被称作“游击运动战的心理行动”。这份手册如同是“凤凰座计划”的更新,它要求使用暴力,“精心选择和策划的目标比如法庭的人、警察和国家安全的职员”。他劝告反政府武装人员发展突击队以便“渗入工会的会议”。“这些人应当配备武器(刀子、拆刀、链条、棍子、大棒),他们应当走在无辜的人和轻信的参加者后面一点”。作为黑社会针对卡斯特罗行动的一种反响,手册还要求反政府武装有组织犯罪的人员实施许多这种微妙的行动。手册建议“如果可能的话,雇佣职业的犯罪分子去实施有选择的‘工作’”。游击运动战的心理行动不只是一种学术的练习,而是采取行动。中央情报局两次寄出装备以便暗杀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他是一个天主教牧师。有一次进行暗杀的候补人员企图用一瓶含高浓度铊的毒性烈酒毒死德斯科托,这是中央情报局偏爱的毒酒。中情局的特工迈克尔·托克被桑地诺分子拘捕,他参加了一项阴谋活动。当《纽约时报》最后讲述关于暗杀手册的故事时,前总统里根本人出面为他的老朋友凯西辩护,轻蔑地认定此事“噪音很多,坚果很少”。


  凯西为黎巴嫩一名什叶派分子谢赫·法德拉拉的人头支付300万美元。凯西把钱付给沙特阿拉伯人和一名英国的武器技术人员,以便让他们将一枚炸弹放到一辆汽车里,对面是法德拉拉监督宗教活动的清真寺。1985年3月8日炸弹被引爆,当时消防队员们猜想法德拉拉已经离开清真寺。事实上,他曾经在清真寺里与他的一些教徒愉快地交谈。炸弹炸死了80人,其中许多人是学生,炸伤了200多人。后来中央情报局和沙特阿拉伯人向法德拉拉行贿200万美元,为的是让他不要进行报复。


  下一年,凯西亲自控制一次杀害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努力,这是让里根的人着迷的事情。众议员罗伯特·盖茨提出一项美国和埃及联合占有利比亚的计划,这是一个大胆的运动,“将重新设计非洲北部的地图”。最后凯西本人跟在卡扎菲的后面。利比亚领导人的运动1986年4月初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被跟踪。反对卡扎菲的行动一个借口是他密谋策划,利比亚对在柏林拉贝尔夜总会投放一枚炸弹负有责任,炸死了美国士兵肯尼斯·福特军曹。4月14日,美国派出9架F-111攻击卡扎菲的度假地,投放了36枚2000磅由激光制导的炸弹。这次撒网行动的策划前发生了与当晚的消息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并准备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卡扎菲的死亡是这次‘自我保护行动’事故的后果”。


  但是利比亚领导人逃脱了,尽管他的两个儿子受伤,他的女儿和上百名附近的居民在攻击中被杀害。凯西立即否认利比亚的统治者曾经是目标,称“没有一个杀死卡扎菲的决定”。“在利比亚内部有持不同政见的分子。他们曾经考虑过起义和发动一次打击的可能性。我对没有发生此事感到遗憾”。凯西后来说,对利比亚的打击是有意发出一个信息。“像卡斯特罗和奥尔特加理解的信息那样,当我们到达格林纳达时,这次攻击将吓着卡扎菲”。


  在后来的年份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一个局长都与凯西不一样。在凯西之后,威廉·韦伯斯特的工作是迅速指出巴拿马的强人曼努埃尔·诺列加是反对毒品的战争的一个盟友。韦伯斯特大部分时间都在网球场度过,他看到苏联的垮台搞乱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半个世纪的情报分析。布什总统选择凯西的副手罗伯特·盖茨领导中央情报局。盖茨从一次有争议的确认他的职务的听证会幸存下来,此前参议员们收到伊朗问题和反政府武装问题的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的情报,称盖茨可能在国会对他对这项条约中关于武器协议的了解撒了谎。当中央情报局培训的作案者推翻海地总统让·巴普蒂斯特·阿里斯蒂德政府的时候,盖茨处在局外,一伙由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领导人军官取代了他。


  在克林顿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和企业家约翰·多伊奇出现了,他热情地维护中央情报局,称它是可贵的人的堡垒。多伊奇曾长期否认他在中央情报局待过,不仅否认中央情报局参加贩毒,而且坚决否认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暗杀美国人迈克尔·德维恩和反叛的领导人埃弗拉因·巴马卡时的任何作用。德维恩1990年被绑架和斩首。这两人根据胡利奥·罗伯托·阿尔皮雷斯上校的命令被杀害,阿尔皮雷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名单之中。当国务院的官员理查德·努西奥企图调查此事的时候,多伊奇撤消了他的安全授权。多伊奇还帮助掩盖他自己的分析人员收集的情报:十万名士兵在海湾战争期间曾经暴露在化学武器面前,他以自己的地位帮助制造海湾战争中战士有疾病是心理紧张简单的结果的诡计。


  1997年乔治·特内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此前安东尼·雷克被迫退出,因为他没有完全透露他在石油公司拥有的股份,收取了中央情报局股票的金融利益。人们对特内更多的了解是他努力确保暗杀萨达姆·侯赛因。为了这项任务,特内利用一个名为“伊拉克国家协议”的团体。在不能接近萨达姆本人时,这个团体走更加困难的道路,将炸弹放在巴格达的电影院,杀死了很多人。


  中央情报局具体地说是意味着对一个有指挥权组织期待所做的事情,包括从收集和分析情报数据,直到进行颠覆,操纵选举,进行暗杀,进行秘密的战争。撒谎是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在那里将谎话正常地寄给盟国、媒体、其他的联邦机构和国会。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拉尔夫·麦格希说,“我们经常降低自己和说谎”。“在我工作的25年里从来没有看到中央情报局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真话”。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很少担心赫尔姆斯风格的谎言打他们的耳光。约瑟夫·费尔南德斯在反对尼加拉瓜的秘密战争期间是中央情报局在哥斯达黎加站的站长,他对自己将金钱和武器提供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违反美国的法律撒了谎。同一时期中情局副局长克莱尔·乔治也这样做。伊朗问题和反政府事件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了一个情报的军官阶级,他们不能受到审判”。


  像中央情报局这样机构需要浸没在犯罪的手段中,事实上没有限制地向其提供“黑色的”资金或洗过的钱,一个长期完全无情地执行(使命)的环境(其中某些是反向的,通过他们的隐蔽活动让个人发财)。贩毒是这个世界整体的一部分。鸦片和古柯原料的生产地区已经沦为冷战争夺的地区:亚洲的东南部、中亚和安第斯国家。散布毒品的网络重新经过被争夺的领土,如阿富汗、越南和中美洲。贩毒分子--从在老挝农村的战争先生们到泰国的警察和洪都拉斯的将军们--对于任何情报机构来说也有巨大的兴趣。卷入的毒品资金数量很大,但是在账本之外。


  毒品的环境—在其生产和传递的不同阶段—也不可避免地与有组织的暴力结合在一起,从实施者到准军事人员,游击队的监管员,军事部门和控制它的贸易部门的将军们。所有这些领域更加集中,引起像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的关注。贩毒分子(除了作为政府的一个臂膀行动,如在墨西哥)经常反对统治者的权力,对于一个像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来说,这是一种首先有兴趣的形势。


  从贩毒集团的前景来说,与中央情报局结盟或利用它同样富有成果。他们可以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服务,以便镇压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他们的领地。中央情报局的业主比如美国航空公司则可以用来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尽管多伊奇提出抗议,中央情报局多次镇压了美国海关服务机构、禁毒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它的行动进行的犯罪调查。


  由于对这些领域有共同兴趣,不会让人吃惊的是中央情报局从成立开始就经常与贩毒分子合谋,帮助他们安全通过,保护他们的活动,对毒品的头目提供补偿,聘用他们完成隐蔽的使命,利用来自这些勾当的资金搞其他活动。事实是这些美国人血管中的毒品从来没有说服中央情报局,因为皮肤的色调经常掩盖这些血管,也许甚至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本文是《暴风雪:毒品和新闻媒体》一书的摘要)


  (作者:杰弗里·St.克莱尔 亚历山大·科克伯恩 魏文编译,《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2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转自  战略家CLUB 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赞赏!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 “阅读原文” ,访问东博书院网店。

..

地点:美国, 字数:29381, 关于:美国 新闻, 次数:1



(更多精彩文章-返回首页)


GO八婆网 新闻 分类 旅游 餐馆 论坛

-本页面有问题,联系管理员
-关于GO八婆网

© [ GO八婆网 ] 最后更新:Sun Dec 16 2018 09:27:35